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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虎跑大慈山麓的青青翠竹之中，矗立着一座令人敬仰的舍利塔，这就是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弘一法师纪念塔。弘一法师，俗名李叔同，是近代史上才气横溢的艺术家，一代名僧，于诗、词、书、画、篆刻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造诣皆深，对中国茶和传统茶文化也有深刻的领悟。说来也巧，李叔同十八岁时，由生母做主与俞氏成婚。俞氏乃天津芥园俞家茶庄老板的宝贝女儿。
1902年李叔同二十三岁时，由上海赴杭州乡试，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光景。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。这期间，他常去涌金门外茶馆喝茶。
1912年8月，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，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经亨颐校长之聘，来校教授图画、音乐。这次到杭州后一住就近十年。他的住处在钱塘门内，离西湖很近，常常独自一人到靠近西湖边的一个名叫景春园的小茶馆楼上去吃茶。当时的钱塘门还有城墙，平时西湖边非常幽静，游人不多，他找了一个僻静坐位，边饮茶，边凭栏观赏西湖风景。闲暇时还坐船去湖心亭吃茶。一次，他约了夏丏尊师友去湖心亭，吃茶中夏丏尊师感慨地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，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。”后来李叔同真的就循入了空门。那是1918年，李叔同三十九岁，在虎跑寺出家。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僧侣生涯中，他对茶依旧留恋，情有独钟。
虽然说，由于夏丏尊一句无心的话，直接导致了李叔同出家，但他的高足丰子恺对先生的出家又有着自己极为独特的理解，他是这样说的——
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。我以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层：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。“人生”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。懒得(或无力)走楼梯的，就住在第一层，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，锦衣玉食，尊荣富贵，孝子慈孙，这样就满足了。这也是一种人生观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，在世间占大多数。其次，高兴(或有力)走楼梯的，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，或者久居在里头。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。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，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。这样的人，在世间也很多，即所谓“知识分子”“学者”“艺术家”。还有一种人，“人生欲”很强，脚力很大，对二层楼还不满足，就再走楼梯，爬上三层楼去。这就是宗教徒了。
出家之后不久，得知挚友夏丏尊的父亲仙逝，李叔同写了一封信，为其设计了为其父送终的方式，特别指出：“由尊处命茶房一人布置伺候一切……灵前亦须上茶上供及香烛。”
也许正因为弘一法师对于茶的喜爱，1928年冬，已臻知天命之年的弘一法师由浙入闽，开始了他后半生与福建“佛”、“茶”攸关的不解之缘一众所周知，福建是茶的原乡。
叶青眼《纪弘一大师于温陵养老院胜缘》和张子华茶文有这样的记述：弘一法师移锡闽南。到温陵养老院凡三次。第一次为乙亥年。住华珍室一二号房，吩咐晨午二餐，蔬菜不得逾两味。来客相访，为先通知，期间一十五天。对老人开示，只取日常琐事，如汲水、破柴、烹、烧汤、扫地、洗衣、拂拭几案、浇水种花等操作，谓自己出家以来，皆躬自为之。
李叔同晚年许多时间是在福建度过的。福建，茶山遍地，茶园景色宜人，他对这里生活的环境一往情深。与挚友往来时，多互赠茶叶。他曾委托觉彻师给性愿老法师送去书联和安溪茶数盒，性愿也回赠上等好茶。回信时非常感激地说：“承赐佳茗，至感。”他也给丰德律师送过永春佛手包种茶等。茶成了他联系友人和表示友谊的重要媒介。
另据谢清整理提问之《昙昕(广义)法师谈弘一大师》追思：在泉州时，曾有过这么一件事：有一次，弘一大师告诉我：“我这几天在想，如果我能喝喝雪峰茶，那我就很好了。”雪峰茶是指南安杨梅山雪峰寺所出的茶。他说完之后，就问我：“你有吗？”。我说有一点点。他很少向人要东西的，有时人家送东西给他，他也不要。我去把茶叶取来，他泡了茶，喝了一口，大赞：“呵！很好！很好！这茶一喝入口身心就进入一种很清静的境界，这茶的功用真好。”稍顿，他又说：“但不能常喝！”他说：“这茶对过午不食的人不大合适，因茶对消化很有帮助，多吃不得！”
回顾李叔同少年时茶缘津沽，中年遁隐于西子湖畔虎跑定慧寺，晚年在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圆寂。其行脚踪迹所及处，如浙江杭州、衢州、温州、普陀、宁波、上虞、镇海，江西庐山，福建南安、厦门、永春、泉州、惠安，甚至东瀛扶桑等地，无不与茶茗渊源甚深。
在他自感不久就要谢世的1942年10月，在泉州温陵养老院给他的弟子刘质平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，执象而求，咫尺千里，问余何适？廓尔亡言，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”这是他对自己平淡一生的总结。“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”，或许是他从饮茶之中得到的体会。茶的平淡、朴实，也许就是他从中体味和执著追求的人生哲理和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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